本文作者：王静

取保候审是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非羁押性强制措施，直接关系到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与后续辩护空间的展开。在“少捕慎诉慎押”刑事司法政策背景下，取保候审的适用率持续提升，但许多当事人及家属仍不清楚：究竟符合什么条件才能取保候审？是不是所有的犯罪都能取保候审？本文将结合《刑事诉讼法》及相关司法解释、规范性文件，分阶段、分情形作一梳理。

一、取保候审的法律依据

《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七条规定，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，可以取保候审：

（一）可能判处管制、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；

（二）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，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；

（三）患有严重疾病、生活不能自理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，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；

（四）羁押期限届满，案件尚未办结，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。

实践当中，取保候审考量的首要条件是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（包括三年本数）、管制或拘役，对于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人，除非符合上述第（三）（四）款规定，否则基本不能取保。此外，累犯和犯有数罪的人，能被取保候审的概率也极小。

除上述刑罚条件，“社会危险性”条件也是核心判断标准。《刑事诉讼法》第八十一条列举了“社会危险性”的五种情形：1、可能实施新的犯罪；2、有危害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；3、可能毁灭、伪造证据，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；4、可能对被害人、举报人、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；5、企图自杀或者逃跑。凡是具备上述条件之一的可能性的，表明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险性较大，不具备取保候审的条件。

配套规范方面：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》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》对公检法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的程序作出细化；2022年9月5日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联合修订发布的《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公通字〔2022〕25号）第三条明确：对于采取取保候审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，应当依法适用取保候审。这是“少捕慎诉慎押”政策落到实处的标志性条款。此外，取保候审由公安机关执行，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（第七十九条），采取保证人保证与保证金保证两种方式（第六十八条）。

二、侦查阶段：拘留后的“黄金37天”

侦查阶段的取保候审由公安机关决定并执行。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后，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、近亲属、辩护人均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（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七条），办案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决定；不同意变更的，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

实践中，拘留后至检察院作出批捕决定前的37日（俗称“黄金37天”）是争取取保候审的关键窗口。这个阶段如果取保候审成功，判缓刑的概率就非常大，律师的压力也会小很多。这个阶段的关键是律师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快速了解案件基本事实，听取嫌疑人辩解，搜集无罪、罪轻证据或及时提供无罪、罪轻的证据线索，以达到取保候审的目的。

辩护律师可通过提交取保候审法律意见，围绕社会危险性展开论证。此阶段的审查重点是：罪与非罪及此罪彼罪有无争议、是否可能判处轻刑、有无毁灭证据或串供的现实风险、是否在本地有固定住所与稳定社会关系，等等。反之，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、累犯、以自伤自残等方式逃避侦查的，有同案犯在逃的，一般不予取保。

三、审查起诉阶段：羁押必要性审查

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后，取保候审的决定权转归检察机关。依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，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，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；经审查不需要继续羁押的，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。辩护律师此时可提交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与取保候审申请，但必须充分说明理由。

审查起诉阶段的取保考量更为实质化：是否采取批准逮捕强制措施、证据是否已经固定（不存在串供、毁证风险）、犯罪情节轻重、是否认罪认罚、是否退赃退赔并取得被害人谅解、是否有在逃的同案犯，等等。案件事实查清、证据收集完毕后，取保候审的制度障碍即大幅降低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由于检察机关内部实行捕诉合一的办案机制，由同一个检察官办案组同时负责审查逮捕、审查起诉两项工作，如果批捕阶段嫌疑人被批准逮捕，则起诉阶段取保候审的概率会变低，除非出现无罪、罪轻的新证据，或者嫌疑人通过退赃退赔、赔偿谅解达成和解协议，或者出现重大疾病无法继续羁押。

四、审判阶段：以量刑预测为导向

审判阶段由人民法院决定是否取保候审。此阶段的核心考量是量刑预测：可能判处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，或者羁押期限可能超过宣告刑（“关多久、判多久”倒挂）的，法院倾向于变更为取保候审。对已提起上诉的被告人而言，若原判量刑明显偏重、二审有改判轻刑可能的，同样可以争取。由于已经到诉讼程序的后期，且前期已羁押了相当长的时间，取保候审的概率进一步变小。

五、从宽情节在取保候审中的作用

取保候审的两把标尺，一是刑期预测，二是社会危险性评估。法定、酌定从宽情节正是通过这两条路径发挥作用：

其一，自首（《刑法》第六十七条）。自首意味着主动投案、自愿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下，本身就以行为证明了无逃避侦查的社会危险性；同时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，直接拉低刑期预测，使犯罪嫌疑人更接近“可能判处轻刑”的取保条件。

其二，从犯（《刑法》第二十七条）。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从犯，应当从轻、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。地位作用的厘清使刑期预测显著降低，往往符合“可能判处管制、拘役”或轻有期徒刑的取保情形，是共同犯罪案件中争取取保的重要法定依据。

其三，退赃退赔（《刑法》第六十四条）。退赃退赔直接消除犯罪的现实危害后果，依两高《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（法发〔2021〕21号）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%以下，既降低刑期预测，又以实际挽损体现悔罪，社会危险性评估随之下降。

其四，赔偿并取得谅解。依同一指导意见，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%以下；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%以下。被害方出具谅解书，意味着社会矛盾得到修复、打击报复的风险不复存在，是办案机关评估社会危险性时最具分量的材料之一。

其五，立功（《刑法》第六十八条）。犯罪分子到案后有立功表现的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、协助抓捕等行为，直接展示了配合司法机关的姿态，对降低社会危险性评估具有立竿见影的作用。

其六，认罪认罚（《刑事诉讼法》第十五条）。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、供述稳定的犯罪嫌疑人，办案程序更为顺畅，办案机关适用取保候审的顾虑更小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非羁押强制措施形成正向叠加。

概言之，从宽情节的取保价值在于“三重降低”：降低刑期预测、降低社会危险性评估、降低办案机关的风险顾虑。辩护律师应当尽早布局，将证明自首、从犯等法定情节的材料，与退赔凭证、谅解书、立功材料系统整理，连同法律意见书一并提交，方能最大限度提高取保成功率。

六、结语

取保候审绝非“关系运作”的产物，而是有明确法律标准的制度安排。家属切不可盲目轻信各种不问案情、不做预判而凭空取保或凭“关系”取保的承诺。辩护律师则应准确把握《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七条的实质条件，通过及时的会见了解案件事实、认真审查证据、预判案件走向，分阶段选择正确的申请路径，并以从宽情节为杠杆撬动社会危险性评估——专业、及时、有效的辩护，才是争取取保候审的正确途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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